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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年中國社會學會家庭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冬季論壇“新發展階段下的婚姻與親密關系”以線上方式召開。論壇聚焦中國社會經濟新發展階段下的婚姻與親密關系的新趨勢新問題，與會學者以主題發言、論文交流、與談和評議相結合的方式，圍繞“戀愛、擇偶與親密關系多元化”“性別關系的協商、再造與婚姻實踐”“政策影響與婚姻制度變遷”等議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 胡圣寧 曲容良 劉汶蓉

近日，由中國社會學會家庭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承辦的2022年中國社會學會家庭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冬季論壇“新發展階段下的婚姻與親密關系”以線上方式召開。與會學者以主題發言、論文交流、與談和評議相結合的方式，圍繞“戀愛、擇偶與親密關系多元化”“性別關系的協商、再造與婚姻實踐”“政策影響與婚姻制度變遷”等議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戀愛、擇偶與親密關系的多元化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多個層面影響著中國人的親密關系。其中，消費主義、互聯網絡、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深刻地改變了親密關系的表達和互動方式。

基于澤利澤的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姚澤麟辯證地反思了親密關系與商品化之間的二元關系，提出親密關系消費、家庭內部金錢消費和商品化照護三個方面的研究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項江南分析了戀愛中男性和女性在禮物贈送實踐上的內涵和兩性感知差異，對當下親密關系中金錢與情感的拉扯及性別關系的張力進行了探討。

在對網絡求偶、虛擬戀愛的研究中，中山大學副教授丁瑜發現，數字技術正在成為青年人尋求潛在親密伴侶的重要途徑，但數字空間的性別關系很大程度上是現實中的延續，女性用戶的網絡求偶體驗具有復雜的兩面性。

廈門大學副教授劉子曦等人發現用戶在使用網絡相親平臺和平臺運營的每個階段都蘊藏著具體的信任風險，而相親者和平臺通過在陌生人社會中建立社會關系網，將分散、孤立的個體納入網絡、形成制約，從而建立信任。

上海大學的李冰、陳蒙則從情感消費視角探討了網絡游戲對女性婚戀意愿的積極意義。研究發現，與“紙片人”戀愛會通過影響女性玩家對親密關系的理想信念，從而提升其婚戀意愿。

學者們認為親密關系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其中婚育觀念與實踐的變革是親密關系多元化的重要面向。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亮將流動青年同居伴侶的孕后應對作為研究對象，揭示了婚內生育是國家政策、文化傳統等外部因素與年輕女性的自身利益考量的共同作用結果。

上海交通大學的程宬等人關注到浙北地區的“兩頭婚”婚居模式，認為在“兩頭婚”的締結過程和婚后生活中，存在著來自兩個家庭的較量和博弈。

復旦大學講師羅峰從布迪厄實踐理論視角出發，搭建以“場域跨越”“慣習碰撞”和“資本賦能”為核心概念的理論研究框架，對發達國家輸入且定居中國的跨國婚姻類型進行了剖析。

性別關系的協商、再造與婚戀實踐

面對當前普遍的婚戀困境，學者們從性別規范與協商的角度分析了城鄉青年在擇偶、婚戀實踐中的期待和策略。

上海大學教授計迎春等人通過調查相親角父母為子女尋覓伴侶所秉持的擇偶條件，探索了女性傳統婚嫁習俗“上嫁”的延續和變遷。研究發現，兩性的傳統性別規范都有所松動，但幅度和快慢呈現出不平衡、不對稱的狀態。

南開大學副教授杜平發現伴隨情感與親密重要性的上升，城市男性以一種主動的姿態作出回應，但他們對男性特質的重新定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延續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而非順應性別秩序的改變訴求。

通過對農村青年女性的“婚戀期待”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助理研究員李輝發現農村男青年仍以有限的“物質供給”作為主要婚戀支付方式，其自身難以回應當下農村女青年關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期待。

浙江師范大學講師王兆鑫則運用“城市性”概念描繪和理解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高價婚俗禮儀，解釋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的婚戀困境。

婚姻對個體的生活質量有何影響？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講師王會光以上海都市社區調查數據為基礎，研究發現單身狀態對青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且對男青年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大于女青年，對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影響大于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

通過分析婚姻對職場女性的工具性回報和情感性回報，四川外國語大學副教授蔣亞麗發現促使或者阻止女性走進婚姻的重要因素是對丈夫家庭貢獻的預期，男性積極承擔家庭責任能顯著提升女性的婚姻滿意度。

婚禮儀式的變遷和意義也是論壇的一個熱點。上海交通大學的劉藝涵等人通過研究城市青年女性的備婚實踐，發現新娘看似掌握著婚禮主動權，實則無法避免對自己性別角色的規訓，且新婚夫妻對加強夫妻關系的渴望也并沒有超越孝道規范下的代際壓力。

中山大學副教授裴諭新等人通過對城市青年夫妻的婚禮實踐研究發現，面對生活壓力，青年人以“拼貼式婚禮”的方式積極理性地規劃和經營“婚禮”，完成自我身份的過渡。

社會政策影響與婚姻制度變遷

在討論過程中，與會學者還圍繞社會政策對婚姻的影響進行了多方面的研討。

通過統計數據和大數據分析，北京大學助理教授董浩證實了“離婚冷靜期”這項規定顯著減少了我國離婚登記數量，并通過地區結構性差異的探索性分析，討論了“離婚冷靜期”降低離婚率的機制。

南京大學的于皓探究了教育對女性初婚時間影響的變化趨勢，發現教育對女性婚姻的推遲作用在不同地區和戶籍人群中有不同表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學歷女性結婚難的問題已經開始轉變。

通過對中美兩個重要個案及相關聯的法律、文化背景進行比較，香港大學的宋瑞峰提出警察干預家暴的重要因素是對警察法律責任的規定，反家暴研究應重點關注警察的問責制和影響警察決策的制度因素而非文化。

一些專家學者則關注到農村婚姻家庭變遷和政策影響的話題。青海師范大學副教授尕藏的研究表明，西部大開發后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村民外出打工，均促進了青海農牧區的婚姻從傳統形態走向自由戀愛和法律婚姻的形態，通婚圈擴大，不同信仰家庭之間的通婚也在增多。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何建樺在對涼山彝族抵制高價彩禮的田野觀察中，解釋了政策變化如何影響當地社會機構和文化系統，形成了當地民眾從“無禮不婚”走向“以禮入婚”。

通過分析多地的婚俗改革政策文本，西安工程大學副教授李曉敏等人發現，地方政府婚俗改革的注意力配置側重于精神文明建設和改革理念，構建了黨政主導、社會協同、群眾自治“三元共治”的改革主體，但法律法規與村規民約結合的有效性、改革理念與改革手段的適切性需要進一步優化。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