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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彩禮是重要的民生問題，已經引發一系列社會后果。2023年2月13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指出，要“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自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以來，國家就對彩禮問題予以高度關注，相繼出臺相關文件，充分說明治理農村地區彩禮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治理高價彩禮既是鄉村振興的現實需要，也是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要前提。

■ 靳小怡

2023年2月13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指出，要“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自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以來，國家就對彩禮問題予以高度關注，相繼出臺相關文件，充分說明治理農村地區彩禮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治理高價彩禮既是鄉村振興的現實需要，也是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要前提。

高價彩禮后果嚴重，國家治理勢在必行

高價彩禮是重要的民生問題，已經引發一系列社會后果，不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和人口社會可持續發展。高價彩禮并不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能保證婚姻的幸福，它帶來的是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普遍受損”。

首先，由于男女比例失調，女性成為婚姻市場的稀缺資源，高價彩禮有誘發“拐賣婦女”的可能，有兄弟的女性往往成為“換婚”的犧牲品，女性權益進一步受到侵害。

其次，遭受過成婚困難的已婚男性由于難以支付高價彩禮，往往經媒人介紹，從經濟發展更為滯后的外省娶妻。其妻子年齡明顯較小，婚后發生婚姻暴力的概率較高、婚姻滿意度較差。

再次，部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具有被迫性、聚集性和脆弱性三大特征，高價彩禮致使一些家庭“因婚致貧、因婚返貧”，高價彩禮引發“騙婚”的現象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頻發，給大齡未婚男性及其老年父母以及社區發展均帶來不利影響。

最后，近十年來，高價彩禮影響了農村的初婚年齡。不但使30歲以上的“晚婚”現象增加，成為農村男性成婚難的主因，還致使19歲以下的“早婚”現象增多，這是農村男性盡早搶奪稀缺的可婚配女性人口的策略，也是男性婚姻擠壓加重的直接表現，對農村婚姻的穩定性與生育率產生負面影響。

高價彩禮成因復雜，決定了治理的艱巨性

高價彩禮問題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人口性別失衡帶來的男性婚姻擠壓是直接原因。我國人口性別失衡的主要誘因是長期偏高的出生性別比，隨著1980年以后出生的過剩男性人口逐步進入婚姻市場，婚姻擠壓的累積效應日益凸顯。傳統“女性向上匹配”的婚配模式帶來“自西向東、從農村到城市”的女性婚姻遷移。因此男性婚姻擠壓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為主的欠發達農村地區。近年來，彩禮問題在這些地區愈演愈烈，正是男性婚姻擠壓日趨嚴峻的集中體現。

第二，父系家族制度與嫁娶婚姻模式是根源性原因。“單系偏重”的父系家族制度與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禮存續的根源性原因。“單系偏重”以父系、父權、從夫居為主要表現形式，決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這在相對落后的中西部農村是比較突出的問題，也是“重男輕女”“男孩偏好”和“天價彩禮”盛行的共同誘因。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種“買斷”和“交割”成為男方向女方父母進行經濟補償的基本邏輯，并在男性婚姻擠壓條件下抬升“新娘價格”。加之，農村地區父母普遍存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延續香火”等觀念，這種“父輩責任”和社會習俗在家庭社區層面進一步助推彩禮攀升。

第三，市場化加重消費主義與攀比心理，婚姻被過度物化。隨著農民物質生活條件的明顯改善，利益至上的“交換觀念”也在農村婚嫁習俗中打上了烙印，勞動致富與超前消費為彩禮上漲提供了可能。在社會關系相對穩定、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農村社區，文化風俗對彩禮影響較大，受到攀比心理影響，村民往往將高價彩禮與“有面子”畫上等號，將彩禮金額與家族的社會地位、經濟實力聯系起來，認為較高的彩禮才顯得新娘有身價、娘家有地位。

最后，城鎮化、現代化重塑農村代際關系，分家提前進一步抬升男方婚姻花費。隨著城市化進程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深深影響著農村傳統的代際關系，適婚青年個體意識凸顯，夫妻關系重要性上升，老年父母地位下降，徹底改變了傳統農村的大家庭居住模式，結婚時即與男方父母分開居住成為主流，婚房成為很多地區成婚的先決條件，再加上物價房價上漲等因素，進一步推動彩禮的上漲與貨幣化。

對癥下藥，進行常態化的綜合治理

根據2018年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百村調查”數據，我們對11省的農村男性婚姻花費進行全面分析，基于彩禮、婚房、婚禮、謝媒費等多項指標，發現當代中國農村男性婚姻成本的類型特征存在“西部偏彩禮、東部偏婚房”的明顯地區差異，說明高價彩禮是西部農村男性成婚難的主要原因、男性婚姻擠壓更嚴重，而東部農村男性結婚花費高的癥結在于婚房。因此，僅就彩禮而言，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在西部，但就目前各類婚姻花費在城鄉同時攀升的現實境況而言，治理的內容和人群應更多元，解決年輕人因過高婚姻花費而結婚難的問題。

高價彩禮及其他婚姻花費不斷攀升的成因復雜，其治理應是綜合性的。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從彩禮婚宴數額的規定入手，多面向未婚女性及丈母娘，短期內可以治標，但從長期來看則難以治本，需要與鄉村振興戰略、婦女權益保護與發展等工作相結合，進行常態化的綜合治理。

其一，減少教育與就業的性別歧視、充分發揮婦女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切實提高婦女地位。性別不平等是催生高價彩禮的溫床，通過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就業質量和經濟獨立性，建立性別平等意識，不把婚姻幸福寄托在男方給予的高價彩禮上。

其二，宣傳倡導“愛情是婚姻基礎”的婚戀觀，以具體實例說明“高價彩禮換不來幸福婚姻”，引導適婚青年樹立“提升個人能力”“家業自己創”的奮斗觀。

其三，面向社區和中老年父母進行移風易俗觀念宣傳，淡化“幫助兒子成婚才算盡父母責任”“養兒才能防老”的傳統觀念，加強社會養老保障，保護老年人合法權益，避免因結婚而過度“啃老”的現象。

其四，加大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資源投入，縮小地區城鄉差距，提升農村人口教育水平與職業保障，增加個人收入，提高婚姻支付能力，切實提升人民生活質量。

其五，與生育友好型政策對接，建立一攬子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加大房地產市場監管力度，為新婚夫妻購買首套房提供更多福利。

最后，結合當地文化與經濟實行精準施策。由于省際乃至不同縣域的經濟發展差異大，地理與人文環境千差萬別，對彩禮的治理應深入不同地區科學調研，因地制宜地制定能被當地大多數群眾接受的規章制度。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